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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一个省部级贪官被处决了。段义和,前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党组书记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先后收受和索取财物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。段义和被扣押的财产中,有价值人民币133万余元的财物,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。自2000年以来段与被害人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。后柳海平不断向段义和索要钱财等,段义和对其厌烦而又难以摆脱。为摆脱柳海平,自2007年2月以来,段义和与其侄女婿陈志多次密谋,最终确定以爆炸方法将柳海平杀死。陈志找人索要了2公斤硝铵炸药和5枚雷管,又找到一汽修厂业主陈常兵帮助实施犯罪。在段义和的催促下,2007年7月9日17时许,陈志将爆炸装置塞入柳海平轿车的驾驶座位下,后与陈常兵驾车跟踪下班的柳海平,并赶到柳海平开车回家必经之地---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等候。17时30分左右,当柳海平驾车行至此处时,陈志用遥控器引爆炸药,将柳海平当场炸死,并致伤两名行人。
案情并不复杂,读后让人掩卷长思,一个出生贫寒家庭的高级干部,对党和人民的培养之恩理应感激不尽,是怎样蜕变的?那些行贿者是个人还是集体?倘若是集体,财务又是怎样管理的?我们的监督部门有多少权力真空?掩卷长思,我想起老家早年的两个故事。
故事一:5分钱的差错。
村里(那是叫大队)有一名信贷员,负责公社信用社在本村的存贷款业务,是一个老先生,工作特认真。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识他的认真的。老人家初次使用计算器,不小心锁定了键盘,出于对我的信任,要我帮他修理计算器。在他简陋的办公室(其实是卧室)里,我看见一张同样简陋的三屉桌,老人家在左边的抽屉里划分若干个小格,依次整齐的摆放10元、5元、2元、1元;5角、2角、1角;5分、2分、1分面额的货币,井然有序。中间是存贷款的票证,依次是10年期、8年期活期。右边是私人的钱物。老人家从来公私分明。那时上级信用社经常搞突然袭击,进行账款对口检查,必须分毫不差。一天夜里,公社信用社的领导步行几里路敲开老人家的门,突击进行票款对口的检查,分分角角的对了半夜,发现短款5分钱,老人急了,对天发誓,可那该死的5分钱就是不露面,老人家打开右边的抽屉,将自己私人的帐款交给领导清点,私人的账款竟然分毫不差。老人的为人领导是信任的,可是钱是实实在在的少了5分,领导决定,老人自己掏5分钱补上,不再追究。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,老人仍然从事信贷员工作,信用社招正式职工,他的年龄和资历都是合格的,可是老人因为5分钱的差错还是被挡在门外,干了一辈子信贷员最终还是农民身份。去年我再次见到年逾八旬的老人,他唏嘘的告诉我:“都是那该死的抽屉,底板和档板间一个缝隙刚好夹住一枚5分的硬币,还是前年要搬出来烧掉时那枚硬币才现形。不过我不后悔,我没有挪用那5分钱,要弄钱容易的很,我一个人既是会计又是出纳,但我知道是搞不得的。”多么朴实的语言啊!
故事二:16元钱一条命。
那时生产队(现在叫村民小组)都设有会计和出纳。三组的出纳姓郭,老实忠厚,妻子多病,一次哮喘病发着,人就要喘断气了,眼见举债无门的他想到动用自己掌握的公款,拿出20元钱将妻子送到区卫生院进行急救,妻子的命保住了,花去16元钱,这可不是个小数字,那时全家一天的工值可能就5毛钱,这窟窿一时半伙是补不上了,屋漏偏遇连阴雨,大队组织财务清理,当天晚上,他选择了悬梁自尽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留下多病的妻子和4、5个未成年的孩子。要知道,当时可没有财政专用发票,一个纸烟盒写个便条就可以入账,况且会计还是自己的亲戚。
两位朴实的农民,为自己的“过错”付出了代价,在段义和辈们看来,简直是太不值了。他们能够在日臻完善的监控机制中寻找一个又一个缝隙,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堂而皇之的据为己有,且脸不变色心不跳,暴露出的是贪得无厌的本性,也暴露出权力监督机制的缺陷。
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到温总理最近的一首诗,我摘录一段:
我仰望星空
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;
那凛然的正义
让我充满热爱、感到敬畏。
是啊,对星空的敬畏,使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品质,试想,一个连星空都没有敬畏感的人,他会敬畏道德与法律吗?
又一个省部级贪官被处决了。段义和,前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党组书记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先后收受和索取财物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。段义和被扣押的财产中,有价值人民币133万余元的财物,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。自2000年以来段与被害人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。后柳海平不断向段义和索要钱财等,段义和对其厌烦而又难以摆脱。为摆脱柳海平,自2007年2月以来,段义和与其侄女婿陈志多次密谋,最终确定以爆炸方法将柳海平杀死。陈志找人索要了2公斤硝铵炸药和5枚雷管,又找到一汽修厂业主陈常兵帮助实施犯罪。在段义和的催促下,2007年7月9日17时许,陈志将爆炸装置塞入柳海平轿车的驾驶座位下,后与陈常兵驾车跟踪下班的柳海平,并赶到柳海平开车回家必经之地---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等候。17时30分左右,当柳海平驾车行至此处时,陈志用遥控器引爆炸药,将柳海平当场炸死,并致伤两名行人。
案情并不复杂,读后让人掩卷长思,一个出生贫寒家庭的高级干部,对党和人民的培养之恩理应感激不尽,是怎样蜕变的?那些行贿者是个人还是集体?倘若是集体,财务又是怎样管理的?我们的监督部门有多少权力真空?掩卷长思,我想起老家早年的两个故事。
故事一:5分钱的差错。
村里(那是叫大队)有一名信贷员,负责公社信用社在本村的存贷款业务,是一个老先生,工作特认真。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识他的认真的。老人家初次使用计算器,不小心锁定了键盘,出于对我的信任,要我帮他修理计算器。在他简陋的办公室(其实是卧室)里,我看见一张同样简陋的三屉桌,老人家在左边的抽屉里划分若干个小格,依次整齐的摆放10元、5元、2元、1元;5角、2角、1角;5分、2分、1分面额的货币,井然有序。中间是存贷款的票证,依次是10年期、8年期活期。右边是私人的钱物。老人家从来公私分明。那时上级信用社经常搞突然袭击,进行账款对口检查,必须分毫不差。一天夜里,公社信用社的领导步行几里路敲开老人家的门,突击进行票款对口的检查,分分角角的对了半夜,发现短款5分钱,老人急了,对天发誓,可那该死的5分钱就是不露面,老人家打开右边的抽屉,将自己私人的帐款交给领导清点,私人的账款竟然分毫不差。老人的为人领导是信任的,可是钱是实实在在的少了5分,领导决定,老人自己掏5分钱补上,不再追究。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,老人仍然从事信贷员工作,信用社招正式职工,他的年龄和资历都是合格的,可是老人因为5分钱的差错还是被挡在门外,干了一辈子信贷员最终还是农民身份。去年我再次见到年逾八旬的老人,他唏嘘的告诉我:“都是那该死的抽屉,底板和档板间一个缝隙刚好夹住一枚5分的硬币,还是前年要搬出来烧掉时那枚硬币才现形。不过我不后悔,我没有挪用那5分钱,要弄钱容易的很,我一个人既是会计又是出纳,但我知道是搞不得的。”多么朴实的语言啊!
故事二:16元钱一条命。
那时生产队(现在叫村民小组)都设有会计和出纳。三组的出纳姓郭,老实忠厚,妻子多病,一次哮喘病发着,人就要喘断气了,眼见举债无门的他想到动用自己掌握的公款,拿出20元钱将妻子送到区卫生院进行急救,妻子的命保住了,花去16元钱,这可不是个小数字,那时全家一天的工值可能就5毛钱,这窟窿一时半伙是补不上了,屋漏偏遇连阴雨,大队组织财务清理,当天晚上,他选择了悬梁自尽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留下多病的妻子和4、5个未成年的孩子。要知道,当时可没有财政专用发票,一个纸烟盒写个便条就可以入账,况且会计还是自己的亲戚。
两位朴实的农民,为自己的“过错”付出了代价,在段义和辈们看来,简直是太不值了。他们能够在日臻完善的监控机制中寻找一个又一个缝隙,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堂而皇之的据为己有,且脸不变色心不跳,暴露出的是贪得无厌的本性,也暴露出权力监督机制的缺陷。
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到温总理最近的一首诗,我摘录一段:
我仰望星空
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;
那凛然的正义
让我充满热爱、感到敬畏。
是啊,对星空的敬畏,使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品质,试想,一个连星空都没有敬畏感的人,他会敬畏道德与法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