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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那是有求必应。但是几千年来,“县衙门朝南开,有理没钱莫进来”的思想贯穿人心,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,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。
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,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。社会上有四大冲突,即信仰冲突、爱情冲突、性格冲突、利益冲突,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,那就是利益冲突。彼此为了派粮、派工、官员安排、枪支摊派、县里的好事多少,常常争吵不休,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,争夺最大的利益。
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、姜次敏、姜益轩(国民党县党部书记)、刘庆锡(城关保安团团长),河南派的有蔡如清、雷殿霆、民团团长王老七。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,都企图左右县政权,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。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,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,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,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,逮住你是死缠烂打。
这不,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:“管县长啊,这一阵子,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,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。”
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,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,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,只得说:“剿匪好啊,不过匪在哪里,有多少人,得需要多少人前去,花费大约多少。”
刘庆锡乱说一通,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:“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,请管县长过目。”
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,又是枪炮子弹、又是军用服装、又是粮食铺草,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。
管大同皱着眉头说:“县政府确实穷啊,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。据我所知,这些天来,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!”
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,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。
正在这时候,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,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,马上插嘴说:“管县长啊,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,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。”
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:“我说王团长啊,你捣什么乱。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,关你什么屁事,你还是自扫门前雪,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!”
王老七当然不服气,说道:“这话怎么讲,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,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。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,我一千块就能办成,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。碍着你哪根筋疼了,我不和你废话啊!”
刘庆锡大骂道:“你不和我废话,我还不和你废话呢!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,还做不成鸡蛋糕来。”
于是,两个人大吵一通。当然,剿匪的经费,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。
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,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,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。
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,他们挺热心,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,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。
当时,有国民党的军队、六专区的部队,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,他们需要房舍、铺草、粮秣、茶水等物,按照惯例,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,然后造册报销。然而,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,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。部队、公务人员来过往了,什么也不给预备。
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,他们就发牢骚说:“不好办呀,区公所穷呀!哪里有钱有粮啊。”“要不,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,我们再办理。”“县里不给钱,什么事也不好办。”
这些没被伺候好的“大爷”们,鼻子底下可有个嘴,就到处乱说,“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。”“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,故意刁难。”“管大同不行,这个县长他当不了。”
对此,管县长气得了不的,跺着脚骂道:“这些区公所、乡绅们太混蛋,非毙他几个不行。”可是生气归生气,真要是撤了他们,时机还不成熟,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,背靠国民党,既有武装又有钱,实力太雄厚。
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,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,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,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,就是不办。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,他们却说:“管县长啊,清水养不住鱼,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,把这些都取消了,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!”“管县长啊,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,再管的话,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。”
县政府感觉到,虽然掌握了县印,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,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,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。
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,一支是县警察队,有百十来人,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,有两百几十人。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,听县政府指挥,其实不然。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,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,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。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,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,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,一个耳朵冒。
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,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,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,于是决定建立“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”,队员公开招募,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,人员是很快募齐了。
但是枪支呢?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,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,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。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,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,先是说:“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。”又说:“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,任凭县长随时调遣,何必要那些枪呢?”
同他们谈判,他们软磨硬顶,拖延搪塞,就是不交枪。
直到二月底,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,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。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,是共产党掌握的10支队。这一招真灵,廖队一开到,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。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,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,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,共产党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。
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,莘县、朝城、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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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那是有求必应。但是几千年来,“县衙门朝南开,有理没钱莫进来”的思想贯穿人心,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,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。
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,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。社会上有四大冲突,即信仰冲突、爱情冲突、性格冲突、利益冲突,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,那就是利益冲突。彼此为了派粮、派工、官员安排、枪支摊派、县里的好事多少,常常争吵不休,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,争夺最大的利益。
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、姜次敏、姜益轩(国民党县党部书记)、刘庆锡(城关保安团团长),河南派的有蔡如清、雷殿霆、民团团长王老七。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,都企图左右县政权,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。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,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,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,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,逮住你是死缠烂打。
这不,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:“管县长啊,这一阵子,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,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。”
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,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,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,只得说:“剿匪好啊,不过匪在哪里,有多少人,得需要多少人前去,花费大约多少。”
刘庆锡乱说一通,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:“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,请管县长过目。”
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,又是枪炮子弹、又是军用服装、又是粮食铺草,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。
管大同皱着眉头说:“县政府确实穷啊,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。据我所知,这些天来,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!”
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,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。
正在这时候,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,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,马上插嘴说:“管县长啊,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,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。”
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:“我说王团长啊,你捣什么乱。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,关你什么屁事,你还是自扫门前雪,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!”
王老七当然不服气,说道:“这话怎么讲,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,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。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,我一千块就能办成,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。碍着你哪根筋疼了,我不和你废话啊!”
刘庆锡大骂道:“你不和我废话,我还不和你废话呢!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,还做不成鸡蛋糕来。”
于是,两个人大吵一通。当然,剿匪的经费,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。
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,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,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。
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,他们挺热心,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,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。
当时,有国民党的军队、六专区的部队,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,他们需要房舍、铺草、粮秣、茶水等物,按照惯例,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,然后造册报销。然而,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,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。部队、公务人员来过往了,什么也不给预备。
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,他们就发牢骚说:“不好办呀,区公所穷呀!哪里有钱有粮啊。”“要不,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,我们再办理。”“县里不给钱,什么事也不好办。”
这些没被伺候好的“大爷”们,鼻子底下可有个嘴,就到处乱说,“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。”“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,故意刁难。”“管大同不行,这个县长他当不了。”
对此,管县长气得了不的,跺着脚骂道:“这些区公所、乡绅们太混蛋,非毙他几个不行。”可是生气归生气,真要是撤了他们,时机还不成熟,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,背靠国民党,既有武装又有钱,实力太雄厚。
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,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,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,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,就是不办。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,他们却说:“管县长啊,清水养不住鱼,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,把这些都取消了,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!”“管县长啊,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,再管的话,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。”
县政府感觉到,虽然掌握了县印,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,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,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。
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,一支是县警察队,有百十来人,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,有两百几十人。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,听县政府指挥,其实不然。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,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,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。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,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,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,一个耳朵冒。
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,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,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,于是决定建立“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”,队员公开招募,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,人员是很快募齐了。
但是枪支呢?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,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,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。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,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,先是说:“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。”又说:“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,任凭县长随时调遣,何必要那些枪呢?”
同他们谈判,他们软磨硬顶,拖延搪塞,就是不交枪。
直到二月底,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,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。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,是共产党掌握的10支队。这一招真灵,廖队一开到,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。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,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,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,共产党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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